在此，有必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《土地管理法》之所以禁止农地直接交易，似乎主要是出于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和保证全国18亿亩耕地“红线”等考虑。且假定这些目标都是正当和必要的，但实现这些目标是否必须得通过政府征地呢？目前，征地只是完成从农地变为非农用地的一道程序，而土地使用权的变更并不必然要求这道程序。譬如农民或开发商可以向法律规定的职权部门申请批准，交易获得批准后自动生效，土地使用权也跟着自动变更，而政府部门的作用仅限于规划、审批和登记。这种处理方式消除了城市和农村土地之间的绝对界限，允许土地使用权在自愿交易过程中直接变更，完全排除了多余的征地程序。要知道，政府的作用在于审批，而审批不能和征收画等号。
总之，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和征地脱钩。人为增加征地这个环节，除了损害农民的正当权益、浪费宝贵的耕地资源、造就大批高桂全这样的贪官，别的作用似乎不多。没有地方政府圈地的牵引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或许会缓慢一点，但也会理性、自然和正常得多。
（张千帆 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）
